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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鲁达的个人资料。我喜欢他的诗歌。

归档日期:09-20       文本归类:阿劳约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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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开全部巴勃鲁·聂鲁达(1904~1973),原名内夫塔利·里加尔多·雷耶斯·巴索阿尔托,智利当代著名诗人。生于帕拉尔城中的一个铁路职工家庭。少年时代就喜爱写诗并起笔名为聂鲁达,16岁入圣地亚哥智利教育学院学习法语。1928年进入外交界任驻外领事、大使等职。1945年被选为国会议员,并获智利国家文学奖,同年加入智利。后因国内政局变化,流亡国外。

  《黄昏》、《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地球上的居所》、《西班牙在我心中》、《诗歌总集》、《马楚·比楚高峰》、《伐木者,醒来吧》、《元素之歌》、《葡萄园和风》、《新元素之歌》、《一百首爱情十四行诗》、《英雄事业的赞歌》等

  展开全部巴勃鲁·聂鲁达(PabloNeruda,19O4-1973)智利诗人。生于帕拉尔城。少年时代就喜爱写诗并起笔名为聂鲁达,16岁入圣地亚哥智利教育学院学习法语。1928年进入外交界任驻外领事、大使等职。1945年被选为国会议员,并获智利国家文学奖,同年加入智利。后因国内政局变化,流亡国外。曾当选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获斯大林国际和平奖金。1952年回国,1957年任智利作家协会主席。1973年逝世。 聂鲁达13岁开始发表诗作,1923年发表第一部诗集《黄昏》,1924年发表成名作《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自此登上智利诗坛。他的诗歌既继承西班牙民族诗歌的传统,又接受了波德莱尔等法国现代派诗歌的影响;既吸收了智利民族诗歌特点,又从惠特曼的创作中找到了自己最倾心的形式。从1925年到西班牙内战爆发.是聂鲁达创作的第二个阶段.基本上运用超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手法,追求神秘的内心体验,主要诗作是《地球上的居所》(1933一1935)。1937年,进入创作的第三阶段,亦是全盛时期,主要作品有著名长诗《西班牙在我心中》(1937)和代表作《诗歌总集》(195o),后者包括此时期发表的最著名的两首长诗:《马楚·比楚高峰》和《伐木者,醒来吧》(1948)。此后陆续发表诗集《元素之歌》(1954)、《葡萄和风》(1954)、《新元素之歌》(1956)、《一百首爱情十四行诗》(1957)、《英雄事业的赞歌》(196O)等。 聂鲁达于1945年加入智利,1949年流亡国外,思想越发激进。他参加国际和平组织,受到苏联的热情帮助,感情上必然偏向克里姆林宫。1950年因为《让那劈木做栅栏的醒来》(诗中不仅歌颂林肯,而且还歌颂斯大林和苏联),荣获国际和平奖金。后来成为苏联的盟友,写了大量歌颂苏联的政治抒情诗,如《葡萄园与风》。1953年,还得过斯大林和平奖金。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发表秘密报告,批判斯大林,聂鲁达不能接受。他对斯大林的错误,至死都未能认清。他在晚年回忆录《我曾历尽沧桑》中,这样写道:“我的立场是,在我所不了解的斯大林时代的阴云之上,我的眼前出现了头等人物斯大林,他有原则而善良,像隐士一样简朴,是苏联革命的伟大捍卫者。另外,这位大胡子的人在战争中变得巨大了,他的名字被人们挂在嘴边。”“我又将一首诗献给了这位强有力的人物。那是在他去世的时候。这首诗在我的任何一版全集里都可以找到。克里姆林宫的巨人有一种强烈的影响,振奋着人类,我的诗就是吸收了这种巨大影响。” 聂鲁达在拉美文学史上是继现代主义之后崛起的伟大诗人。他的诗歌以浓烈的感情、丰富的想象,表现了拉美人民争取独立、民主、自由的历程,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力量。由于“他的诗作具有自然力般的作用,复苏了一个大陆的命运与梦想”,聂鲁达于1971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1904年7月12日出生于智利中部的小镇派罗(Parral),父亲(JosédelCarmenReyesMorales)是一位铁路工人,母亲(RosaBasoaltodeReyes)是一名小学教师。聂鲁达出生不久,他的母亲因严重的肺结核去世,两岁时聂鲁达随父亲搬迁至覃缪科(Temuco)城,在那里,他的父亲与一位女士(CandiaMarvedre)结婚。聂鲁达很爱他的继母,在他以后的诗作中有很多篇幅是献给这位母亲的。不久,全家迁居智利南部森林地区的特穆科镇。这个背景和邻近的大海使这位未来诗人积累了丰富的象征和关于自然的比喻。聂鲁达的文学才能在特穆科开始展露。 巴勃鲁·聂鲁达

  聂鲁达10岁时就开始写作诗歌,1916年他遇到其生命中第一位启蒙老师,智利诗人加布里拉(GabrielaMistral),加布里拉在聂鲁达的文学创作上给了他很多鼓励,1971年,当聂鲁达获诺贝尔文学奖时,他表示这个奖应该属于加布里拉。13岁时,聂鲁达在马那那(LaManana)杂志上刊登了其第一篇文章。1920年,聂鲁达开始在塞尔瓦奥斯塔尔杂志上刊登短文和诗,为了避免引起父亲的不满,他用了笔名“聂鲁达”。4年后,聂鲁达出版诗集《二十首爱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引起智利文学界的注意,从此登上了智利诗坛。 1921年之前,他一直住在圣地亚哥,为日后成为一名法语教师而学习,并且开始诗歌创作。20世纪20年代初期,他的书首次出版。1927年,按照拉美国家授予作家官职的传统,他被派到东方,在缅甸、斯里兰卡、新加坡、爪哇担任领事。1930年聂鲁达在爪哇和一位荷兰女人结为伉俪。回到智利以后,他继续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和西班牙担任领事。1934年,他的独生女儿玛尔娃·玛丽娜在西班牙出世。1936年与妻子离婚,从此再也没有见过女儿(女儿死于1942年)。 聂鲁达在饱尝内战之苦的西班牙呆到1937年初,然后同他的新伴侣、阿根廷画家迪莉娅·德拉·卡里尔离开西班牙。后来他又担任驻其他国家的领事(最突出的是1940年至1943年在墨西哥担任领事),然后回国。1945年,由于写作政治性作品,他被选为国会议员,并正式加入。1948年,由于的冈萨雷斯·魏地拉政府对他发出了通缉令,聂鲁达开始了流亡生活。他起初在智利秘密活动,后来又流亡拉美和欧洲。1952年,聂鲁达获准返回智利。1955年,他和第二个妻子离婚,并和马蒂尔德·乌鲁蒂亚同居。马蒂尔德·乌鲁蒂亚和聂鲁达已经来往好多年,后来成了他的第三位妻子,一直伴随着聂鲁达,直至他去世。 巴勃鲁·聂鲁达

  50年代,聂鲁达再也不必靠外交官的薪水来维持生计了,他可以全身心地投入诗歌和政治作品的创作中。1965年,牛津大学授予他名誉学位。他曾是1969年智利大选的总统候选人,但为了支持人民阵线的候选人萨尔瓦多·阿连德,聂鲁达退出了竞选。1970年,聂鲁达被查明患有癌症,但翌年仍去巴黎出任驻法国大使。1972年他因健康原因辞职,回到智利。1973年9月23日,聂鲁达去世。在他去世前12天,智利发生了军事政变,为阿连德社会主义政府的实验带来一个血腥的结尾

  尽管聂鲁达在乡村的隔绝状态中长大,但特穆科的学校环境卓有成效地培育了他的诗歌才华。那里的老师们(其中的加布里埃拉·米斯特拉尔后来于1945年成为拉美国家第一位诺贝尔桂冠诗人)向聂鲁达传授了现代文学的重要知识。聂鲁达过早成熟,受到很大的激励。1919年在全国文学竞赛中荣获地区奖。第二年,他确定使用笔名巴勃罗·聂鲁达,以此向捷克诗人詹·聂鲁达表示敬意。1921年,他定居圣地亚哥,学习法语,从此以后,就积极参与圣地亚哥的文学活动。他在20年代初期的诗作依赖于比他早一代的西班牙现代派。这些作品中强烈的情欲部分地源自于本世纪初包括米斯特拉尔在内的女诗人。但是,他所出版的第一部主要著作《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1924年)的坦率而渴望功名的人物形象在他以后的作品中无疑就是聂鲁达的声音。 到20年代中期,聂鲁达已成为智利诗坛的中心人物,但作为远航者的生活还尚未开始。他在东方过着一种孤独的、远离尘嚣的生活。在亚洲之行前夕,他在圣地亚哥出版了《无限的人性试炼》(1926年)。在这部确确实实存在但几乎无人问津的试验性的书中,饱经磨练的主观主义已经十分明显。他在东方的生活又进一步滋养了这种主观主义。在东方,他最终完成了《大地的居所》(1933年,1935年,1947年)三卷中的第一卷。这三卷书可能是他最深刻、最具独创性的作品。书中独一无二的语言、连续的明喻、梦幻般的暗喻和急迫的半口语、半正式的韵律,随着每首诗对个人经历和表达的痛苦领域里的探索,也似乎自发地发展着。 巴勃鲁·聂鲁达

  30年代中期,在马德里的西班牙诗人把聂鲁达作为他们之中受人尊敬的成员来欢迎。正是通过和革命诗人拉斐尔·阿尔韦特的交往,聂鲁达才开始重新确定行动主义和政治诗的方向。西班牙内战的爆发证实丁他的诺言。在《大地的居所》第三卷,他宣布“世界变了,我的诗也变了”。在前两卷书中,对于时间和孤独的摧残,他是一个主观的目击者。现在,他的视线集中到与时事更为密切相关的事件上,例如西班牙的内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 《诗歌总集》是对拉美自然奇观的赞美,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对历史的改写。正是通过这部不朽的著作,聂鲁达充分展露了政治诗才。聂鲁达被称为若干部诗作、而不是单首诗的诗人。在评论家恩尼库—马里奥·桑蒂的文章里,《诗歌总集》被称为聂鲁达模仿《圣经》的书中之书。《马楚·比楚高峰》是全书十五章中最杰出和最有代表性的一章。这一章融合了政治讽刺(通过勾起对四百年前在山顶修建因卡城时死去的工人的回忆来含蓄地比喻现代对劳动的剥削)和自然景观的富有风采的描写,是聂鲁达从与世隔绝的人生观向与人民保持团结一致转变的抒情性重述,这种转变似乎是通过他对马楚·比楚的访问和他的诗歌所推出的自然和历史所产生的内在的解构来完成的。并非《诗歌总集》的所有章节都达到了同样复杂的水平,但正是这部雄心勃勃、富于变化的书使聂鲁达被国际社会誉为拉美国家和人民的代言人。 巴勃鲁·聂鲁达

  直到生命的终结,他很多作品都是政治的暗示或直接的陈述,但大量的作品集中在爱情、自然和个人经历的事件上。到50年代,他才详细说明他的作品调谐中的多方位和有特色的语言。1952年他完成了《船长的诗》(1972年),这是一部由马蒂尔德·乌鲁蒂亚激发起灵感的爱情诗集,为了尊重仍是他妻子的迪莉亚·德拉·卡里尔,开始时只是匿名出版。50年代末期,在和乌鲁蒂亚关系确定以后,聂鲁达出版了《爱情十四行诗一百首》(1959年)。 1953年,聂鲁达获斯大林奖。他的政治色彩明显表现在《葡萄园和风》(1954年)中。这部诗集包括党的路线诗的单调练习,也包括一些发自灵感的简短诗行。这种简短诗行后来成为他喜爱的形式。它在《元素之歌》(1954年)中被认为是完美的形式。每一首诗奉献给自然或社会的一种元素,每首诗都有奇观、想象力的观察、幽默、讽刺或者这一切的混合体。 1958年,聂鲁达抛开了斯大林统治时期对社会主义艺术的专制,在《遐想集》(1958年)中以发言人的身份宣布他要再次关注与个人有关的事情,这一意图在后来很多书中得到了贯彻。在他去世后出版的自传体散文集《回忆录》(1974年),其中大部分于1962年在巴西《十字架》报上连载。这是他写作的一个基本源泉。他的回忆诗、浓缩的生活,在绵长的《黑岛纪事》(1964年)中可以发现。曼努埃尔·杜兰和马尔盖雷·桑弗罗称《黑岛纪事》是他“六十多岁时最重要的作品”。公开的自传诗也挤进其他大量作品中,赋予聂鲁达作为情人、战士、善享口福之人、自然的观察者和——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在1934年所评论的本质的聂鲁达——直觉的哲学家以诗的声音。他去世后出版的八卷诗集大部分都是抒发个人情感,其中很多诗歌表达了对死亡的期望。 巴勃鲁·聂鲁达

  由于聂鲁达认识到原子时代的危险,也为了与他大多数诗歌中预言的声音保持一致,在他晚年出版的两部书《世界末日》(1969年)和《烧红的剑》(1970年),以及去世后出版的诗集《2000年》中,都把启示作为作品的主题。1973年智利民主的结束似乎是出于天意,聂鲁达则于同年去世,这是一个悲惨而具有讽刺意味的事件。1973年9月11日,聂鲁达正住在老家黑岛的一个渔村,突然广播和电视里传出了军事政变和他的朋友萨尔瓦多·阿连德总统以身殉职的消息。当时,聂鲁达正忙于他八部诗集的定稿,准备1974年在他七十岁生日时出版。他的身体已经因癌症而日渐虚弱,又听到激烈的军事占领的消息,健康状况急转直下,不到两星期,便离开了人世。聂鲁达的八部书稿得以保全下来,并由多年与之交往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版商洛萨达出版。这是值得庆幸的事。因为聂鲁达的两处住所都被军队搜查过,他们迫不及待地想抹杀掉阿连德政权的文化象征。但是,军队的努力白费了:成千上万勇敢的智利人民参加了聂鲁达的葬礼,并把它变为反对新军人政权的第一次抗议活动。 聂鲁达一直是智利和拉美民主的象征,不完全因为他曾加入过,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杰出的政治诗和与阿连德政权的联系。在诺贝尔奖委员会授予文学奖以前,他的诗已经堪称经典,而且这种地位会一直保持下去。无论从口头上(他的许多诗被吟诵或改编成广为流传的歌曲)还是从拉美诗歌的新闻媒介来看,他的影响领域是广泛的。例如,很多60年代和70年代诗人朴实无华的诗的语言可以部分地追溯到聂鲁达对简单表达方式的回归。

  展开全部巴勃鲁·聂鲁达(1904~1973),原名内夫塔利·里加尔多·雷耶斯·巴索阿尔托,智利当代著名诗人。生于帕拉尔城中的一个铁路职工家庭。少年时代就喜爱写诗并起笔名为聂鲁达,16岁入圣地亚哥智利教育学院学习法语。1928年进入外交界任驻外领事、大使等职。1945年被选为国会议员,并获智利国家文学奖,同年加入智利GCD。后因国内政局变化,流亡国外。

  1904年7月12日出生于智利中部的小镇派罗(Parral),父亲(JosédelCarmenReyesMorales)是一位铁路工人,母亲(RosaBasoaltodeReyes)是一名小学教师。聂鲁达出生不久,他的母亲因严重的肺结核去世,两岁时聂鲁达随父亲搬迁至覃缪科(Temuco)城,在那里,他的父亲与一位女士(CandiaMarvedre)结婚。聂鲁达很爱他的继母,在他以后的诗作中有很多篇幅是献给这位母亲的。不久,全家迁居智利南部森林地区的特穆科镇。这个背景和邻近的大海使这位未来诗人积累了丰富的象征和关于自然的比喻。聂鲁达的文学才能在特穆科开始展露。

  聂鲁达10岁时就开始写作诗歌,1916年他遇到其生命中第一位启蒙老师,智利诗人加布里拉(GabrielaMistral),加布里拉在聂鲁达的文学创作上给了他很多鼓励,1971年,当聂鲁达获诺贝尔文学奖时,他表示这个奖应该属于加布里拉。13岁时,聂鲁达在马那那(LaManana)杂志上刊登了其第一篇文章。1920年,聂鲁达开始在塞尔瓦奥斯塔尔杂志上刊登短文和诗,为了避免引起父亲的不满,他用了笔名“聂鲁达”。4年后,聂鲁达出版诗集《二十首爱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引起智利文学界的注意,从此登上了智利诗坛。 1921年之前,他一直住在圣地亚哥,为日后成为一名法语教师而学习,并且开始诗歌创作。20世纪20年代初期,他的书首次出版。1927年,按照拉美国家授予作家官职的传统,他被派到东方,在缅甸、斯里兰卡、新加坡、爪哇担任领事。1930年聂鲁达在爪哇和一位荷兰女人结为伉俪。回到智利以后,他继续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和西班牙担任领事。1934年,他的独生女儿玛尔娃·玛丽娜在西班牙出世。1936年与妻子离婚,从此再也没有见过女儿(女儿死于1942年)。 聂鲁达在饱尝内战之苦的西班牙呆到1937年初,然后同他的新伴侣、阿根廷画家迪莉娅·德拉·卡里尔离开西班牙。后来他又担任驻其他国家的领事(最突出的是1940年至1943年在墨西哥担任领事),然后回国。1945年,由于写作政治性作品,他被选为国会议员,并正式加入。1948年,由于的冈萨雷斯·魏地拉政府对他发出了通缉令,聂鲁达开始了流亡生活。他起初在智利秘密活动,后来又流亡拉美和欧洲。1952年,聂鲁达获准返回智利。1955年,他和第二个妻子离婚,并和马蒂尔德·乌鲁蒂亚同居。马蒂尔德·乌鲁蒂亚和聂鲁达已经来往好多年,后来成了他的第三位妻子,一直伴随着聂鲁达,直至他去世。50年代,聂鲁达再也不必靠外交官的薪水来维持生计了,他可以全身心地投入诗歌和政治作品的创作中。1965年,牛津大学授予他名誉学位。他曾是1969年智利大选的总统候选人,但为了支持人民阵线的候选人萨尔瓦多·阿连德,聂鲁达退出了竞选。1970年,聂鲁达被查明患有癌症,但翌年仍去巴黎出任驻法国大使。1972年他因健康原因辞职,回到智利。1973年9月23日,聂鲁达去世。在他去世前12天,智利发生了军事政变,为阿连德社会主义政府的实验带来一个血腥的结尾。

  聂鲁达是个凡人,他既有许多高尚的品德,也不乏明显的缺点,不必把他变成神话式的人物,否则他自己也会感到可怕。他不喜欢小说中的典型英雄和那些身无瑕疵的人,反倒偏爱有点疯疯癫癫的人或无可救药的罪犯。 他慷慨大方,所有的朋友都可以随时到黑岛,在酒吧里喝酒聊天,吃大餐,晚上即使他回房间休息,他们依然可以继续自己的活动。但他又十分小心眼,爱记仇。聂鲁达在友情方面爱嫉妒。他喜欢被众星捧月的感觉。他的朋友遍天下,但是敌人也如影随形。

  他个性鲜明,从不掩饰自己的爱憎,优点同缺点一样突出;因此他的朋友,觉得他浑身散发着迷人的魅力,他的敌人,不惜一切手段要打倒他,让他身败名裂。巴勃罗·德·罗卡,和聂鲁达同时代的诗人,也是最坚定的反聂鲁达分子,在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从未停止对聂鲁达的攻击,为此编辑了25本杂志,还专门出版过一本书《聂鲁达和我》用来摧毁聂鲁达的声望和在诗坛的地位。但德·罗卡也是智利最伟大的语言大师之一,他终身信仰马克思主义,虽然他不是员。聂鲁达很少出面回击这些谩骂和中伤。而且,尽管他从不会把德·罗卡当作朋友,但这并不影响他高度评价德·罗卡的诗歌和社会立场。此外,像希梅内斯、维多夫罗、帕斯、博尔赫斯等诗人都与聂鲁达发生过论争,但是聂鲁达从未把他们当作敌人。虽然有时候,比如他和帕斯之间曾经闹到绝不同桌吃饭的地步,但这些都是诗歌理念和美学追求等方面的差异,是君子之争。因此,最终希梅内斯、帕斯都和聂鲁达重归于好。而维多夫罗在逝世前,专程来黑岛访问过聂鲁达,他们第一次像朋友一样进行了交谈。对于博尔赫斯,聂鲁达始终推崇他为拉美最伟大的诗人和作家。聂鲁达说,博尔赫斯不是我的敌人,我的敌人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在侵略越南的人。我和博尔赫斯的争论是在和平中进行的。我们之间的差异是知识分子的不同立场造成的。但是对于曾经在西班牙内战时期和他并肩斗争的古巴诗人纪廉,当他在控诉聂鲁达出席在美国举办的国际笔会的古巴作家抗议信上签名之后,聂鲁达终生都不肯原谅他,他认为那是朋友的背叛。 巴勃鲁·聂鲁达

  他喜欢看侦探小说,喜欢看最商业的喜剧电影,不喜欢歌剧,听不懂交响乐,喜欢跟大海有关的一切东西,船、海螺、贝壳、船首雕像图158,喜欢鸟,喜欢石头,喜欢养狗,喜欢观察小虫子。他有收藏癖,收藏作家手稿、文学作品各种罕见的珍贵版本,收藏海螺、船首雕像、葡萄酒。凡是他看到新奇的东西,他都想把它们买下来运到黑岛的家里。他喜欢绘画和造型艺术,有时会为自己或朋友的诗绘制插图,喜欢建筑房屋,所有的家都是他自己设计图纸,每个家都别具一格。

  年轻时经常朝不保夕吃不上饭的聂鲁达,对舒适生活一直保持着热切向往。他对美酒佳肴非常在行,曾经和阿斯图里亚斯合写过一本《吃在匈牙利》。

  除了写诗之外,聂鲁达还是出色的译者。他翻译过法朗士的小说,威廉·布莱克、惠特曼、波德莱尔、兰波和里尔克的诗,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他还写过话剧《华金·穆列塔的显赫与死亡》,尽管演出时总是掌声雷动,但他的确不太懂得戏剧。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后,聂鲁达的诗歌创作每况愈下。他的最后一本著作是回忆录《我的生活经历》,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

  1927年,23岁的聂鲁达被智利政府委派出任驻缅甸领事,之后的8年里他先后到过锡兰、爪哇、新加坡、布宜诺斯艾利斯、巴塞罗那以及马德里。这期间,聂鲁达出版了《热情的投掷手》(EnthusiasticSlingshooter)和《土地的居民》(ResidenceonEarth),这两部诗集中蕴含着一种突破,不仅在写作技巧上,更是在思想上。西班牙内战爆发,聂鲁达的一位朋友,西班牙诗人劳卡(GarcíaLorca)被谋杀,这两件事情很深的影响了聂鲁达致使他投身于的事业中。当聂鲁达被委派出使法国的时期,他帮助了大量西班牙难民前往智利定居。1942年,聂鲁达写长诗赞扬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的战斗,同年,他加入。3年后,聂鲁达被选为议员,他公开反对总统魏德拉(GonzálezVidela)以及被右翼极端分子控制的智利政府,也因此被驱逐出国,他在智利躲了两年后1949年逃往墨西哥。期间,聂鲁达前往苏联,在那里他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在聂鲁达放逐生活的后半段,他住在意大利靠近海边的一个小镇上,在那里他每天到海边听海的声音,写诗。当反对魏德拉势力的战斗在智利国内取得胜利,对左翼分子拘捕的命令撤销后,聂鲁达回到久别的智利。1953年,聂鲁达获斯大林奖,当时的苏联文坛形势紧张,政府在思想上实行独裁,《日瓦戈医生》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被打上反动的标志驱逐。聂鲁达在他1958年的选集《放纵》(Estravagario)中反思了他的马克思主义理想。1957年,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访问期间被捕。此后,聂鲁达开始旅行,他去了古巴和美国,1970年当阿兰德当选总统后,聂鲁达被任命为智利驻法国的大使。1973年9月23号,因为白血病,聂鲁达逝世。他逝世后不久,智利发生政变,阿兰德被暗杀,聂鲁达在智利的两处家被抢劫。

  尽管聂鲁达在乡村的隔绝状态中长大,但特穆科的学校环境卓有成效地培育了他的诗歌才华。那里的老师们(其中的加布里埃拉·米斯特拉尔后来于1945年成为拉美国家第一位诺贝尔桂冠诗人)向聂鲁达传授了现代文学的重要知识。聂鲁达过早成熟,受到很大的激励。1919年在全国文学竞赛中荣获地区奖。第二年,他确定使用笔名巴勃罗·聂鲁达,以此向捷克诗人詹·聂鲁达表示敬意。1921年,他定居圣地亚哥,学习法语,从此以后,就积极参与圣地亚哥的文学活动。他在20年代初期的诗作依赖于比他早一代的西班牙现代派。这些作品中强烈的情欲部分地源自于本世纪初包括米斯特拉尔在内的女诗人。但是,他所出版的第一部主要著作《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1924年)的坦率而渴望功名的人物形象在他以后的作品中无疑就是聂鲁达的声音。 到20年代中期,聂鲁达已成为智利诗坛的中心人物,但作为远航者的生活还尚未开始。他在东方过着一种孤独的、远离尘嚣的生活。在亚洲之行前夕,他在圣地亚哥出版了《无限的人性试炼》(1926年)。在这部确确实实存在但几乎无人问津的试验性的书中,饱经磨练的主观主义已经十分明显。他在东方的生活又进一步滋养了这种主观主义。在东方,他最终完成了《大地的居所》(1933年,1935年,1947年)三卷中的第一卷。这三卷书可能是他最深刻、最具独创性的作品。书中独一无二的语言、连续的明喻、梦幻般的暗喻和急迫的半口语、半正式的韵律,随着每首诗对个人经历和表达的痛苦领域里的探索,也似乎自发地发展着。

  30年代中期,在马德里的西班牙诗人把聂鲁达作为他们之中受人尊敬的成员来欢迎。正是通过和革命诗人拉斐尔·阿尔韦特的交往,聂鲁达才开始重新确定行动主义和政治诗的方向。西班牙内战的爆发证实丁他的诺言。在《大地的居所》第三卷,他宣布“世界变了,我的诗也变了”。在前两卷书中,对于时间和孤独的摧残,他是一个主观的目击者。现在,他的视线集中到与时事更为密切相关的事件上,例如西班牙的内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

  《诗歌总集》是对拉美自然奇观的赞美,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对历史的改写。正是通过这部不朽的著作,聂鲁达充分展露了政治诗才。聂鲁达被称为若干部诗作、而不是单首诗的诗人。在评论家恩尼库—马里奥·桑蒂的文章里,《诗歌总集》被称为聂鲁达模仿《圣经》的书中之书。《马楚·比楚高峰》是全书十五章中最杰出和最有代表性的一章。这一章融合了政治讽刺(通过勾起对四百年前在山顶修建因卡城时死去的工人的回忆来含蓄地比喻现代对劳动的剥削)和自然景观的富有风采的描写,是聂鲁达从与世隔绝的人生观向与人民保持团结一致转变的抒情性重述,这种转变似乎是通过他对马楚·比楚的访问和他的诗歌所推出的自然和历史所产生的内在的解构来完成的。并非《诗歌总集》的所有章节都达到了同样复杂的水平,但正是这部雄心勃勃、富于变化的书使聂鲁达被国际社会誉为拉美国家和人民的代言人。

  直到生命的终结,他很多作品都是政治的暗示或直接的陈述,但大量的作品集中在爱情、自然和个人经历的事件上。到50年代,他才详细说明他的作品调谐中的多方位和有特色的语言。1952年他完成了《船长的诗》(1972年),这是一部由马蒂尔德·乌鲁蒂亚激发起灵感的爱情诗集,为了尊重仍是他妻子的迪莉亚·德拉·卡里尔,开始时只是匿名出版。50年代末期,在和乌鲁蒂亚关系确定以后,聂鲁达出版了《爱情十四行诗一百首》(1959年)。

  1953年,聂鲁达获斯大林奖。他的政治色彩明显表现在《葡萄园和风》(1954年)中。这部诗集包括党的路线诗的单调练习,也包括一些发自灵感的简短诗行。这种简短诗行后来成为他喜爱的形式。它在《元素之歌》(1954年)中被认为是完美的形式。每一首诗奉献给自然或社会的一种元素,每首诗都有奇观、想象力的观察、幽默、讽刺或者这一切的混合体。

  1958年,聂鲁达抛开了斯大林统治时期对社会主义艺术的专制,在《遐想集》(1958年)中以发言人的身份宣布他要再次关注与个人有关的事情,这一意图在后来很多书中得到了贯彻。在他去世后出版的自传体散文集《回忆录》(1974年),其中大部分于1962年在巴西《十字架》报上连载。这是他写作的一个基本源泉。他的回忆诗、浓缩的生活,在绵长的《黑岛纪事》(1964年)中可以发现。曼努埃尔·杜兰和马尔盖雷·桑弗罗称《黑岛纪事》是他“六十多岁时最重要的作品”。公开的自传诗也挤进其他大量作品中,赋予聂鲁达作为情人、战士、善享口福之人、自然的观察者和——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在1934年所评论的本质的聂鲁达——直觉的哲学家以诗的声音。他去世后出版的八卷诗集大部分都是抒发个人情感,其中很多诗歌表达了对死亡的期望。

  由于聂鲁达认识到原子时代的危险,也为了与他大多数诗歌中预言的声音保持一致,在他晚年出版的两部书《世界末日》(1969年)和《烧红的剑》(1970年),以及去世后出版的诗集《2000年》中,都把启示作为作品的主题。1973年智利民主的结束似乎是出于天意,聂鲁达则于同年去世,这是一个悲惨而具有讽刺意味的事件。1973年9月11日,聂鲁达正住在老家黑岛的一个渔村,突然广播和电视里传出了军事政变和他的朋友萨尔瓦多·阿连德总统以身殉职的消息。当时,聂鲁达正忙于他八部诗集的定稿,准备1974年在他七十岁生日时出版。他的身体已经因癌症而日渐虚弱,又听到激烈的军事占领的消息,健康状况急转直下,不到两星期,便离开了人世。聂鲁达的八部书稿得以保全下来,并由多年与之交往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版商洛萨达出版。这是值得庆幸的事。因为聂鲁达的两处住所都被军队搜查过,他们迫不及待地想抹杀掉阿连德政权的文化象征。但是,军队的努力白费了:成千上万勇敢的智利人民参加了聂鲁达的葬礼,并把它变为反对新军人政权的第一次抗议活动。

  聂鲁达一直是智利和拉美民主的象征,不完全因为他曾加入过,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杰出的政治诗和与阿连德政权的联系。在诺贝尔奖委员会授予文学奖以前,他的诗已经堪称经典,而且这种地位会一直保持下去。无论从口头上(他的许多诗被吟诵或改编成广为流传的歌曲)还是从拉美诗歌的新闻媒介来看,他的影响领域是广泛的。例如,很多60年代和70年代诗人朴实无华的诗的语言可以部分地追溯到聂鲁达对简单表达方式的回归。

  聂鲁达13岁开始发表诗作,1923年发表第一部诗集《黄昏》,1924年发表成名作《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自此登上智利诗坛。他的诗歌既继承西班牙民族诗歌的传统,又接受了波德莱尔等法国现代派诗歌的影响;既吸收了智利民族诗歌特点,又从惠特曼的创作中找到了自己最倾心的形式。 从表面上看,聂鲁达的自我在诗中无所不在,使一些评论家感到压抑——让·佛朗哥说,他的无所不在的出场“在某种程度上,使读者只起一个观察者的作用”——甚至使诗人自己也感到厌烦:

  从任何方面来说,聂鲁达在实际生活中都是一位利己主义者,第一人称的诗歌常常威胁性地出现,并且在他的作品中占很大的比重,但同样真实的是,整部书(《大地的居所》前两卷)和很多具体的诗采用了地地道道的现代派手法,将文学的主观性呈现出来。

  诺贝尔文学奖本身并非因为授予了伟大作家才享有崇高的声誉。诺贝尔奖具有的殊荣,实在是得奖者本身带来的,无疑,它只有授予合适的人选时才能显示出其价值,那么,具有这一资格的获奖者应该是什么人呢? 诺贝尔曾留下遗嘱,此奖应该颁发给“从理想出发”而写成的作品,这一告诫由于未能用标准的瑞典文来表述,其正确的解释至今仍众说纷纭:譬如,我们总是在并不理想的条件下写作……所谓“理想主义”一句的本意应该仅仅意味着,那些“同人类永恒的期望保持一致的事。”然而,倘若持这一观点来对待诺贝尔奖,或许,尚不能充分地领会到其中蕴含的要旨,因为,这句话在诺贝尔健在的年代,可能更富有哲理。“理想”虽然能抽象地表达事物的非本质的现象,但也意味着,那些在现实的物质生活中并不存在的事。

  如果把诺贝尔所期待的事同他的遗嘱中表达的思想进行比较,我们会更清楚地意识到,获奖作品应该有助于人类的幸福。不过,这一认识还不足以能消除我们的困惑,因为一切堪称伟大的作品,或者说所有那些满怀挚诚之心写成的文学作品,包括那些能带给我们以开心的欢笑的作品,无疑都对人类的幸福作出了贡献,看来,遗嘱的要旨实在不很确切。然而,今年的获奖者巴勃鲁·聂鲁达先生,却是无须在这一重大问题上引起争论的为数不多的几位作家之一,这是因为,仅就他的作品本身的存在这一事实,就足以表明能有助于人类的幸福。

  此刻,我所要做的只是简捷地指出这一意义罢了。当然,要阐述他的作品所具有的意义并非易事,因为试图扼要地来谈论聂鲁达先生,无异于是用捕虫网来捕兀鹰,再者,把胡桃核限制于胡桃壳中也极不明智,因为正是胡桃核致使胡桃壳的破裂。

  尽管如此困难,我仍然不揣冒昧,试图来说明一下这一果核!聂鲁达先生的作品所达到的极致,一言说尽,就是“与存在相通”。结论似乎简单,对我们却是极为棘手的一个问题。聂鲁达先生早在1956年出版的《新元素之歌》中,就使用“人类与自然的和谐”这句话来表达这一内涵。这部诗集的标题极富于理想主义色彩,它说明聂鲁达先生从孤独、自省以及不协调的困惑中体验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一致。

  在有关青春和恋情的诗作中,聂鲁达先生,同样也沉浸于孤独、自省和不调和的矛盾中。《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最足以表明他的诗在西班牙语中所产生的意义。这部作品数次被谱写成歌曲,广为流传,发行出版总数打破纪录,早在10年前就已达百万册之巨,然而,伴随着这一朦胧而具有诱惑力的美丽形象的却是置身于所谓的冷漠的失败阴影中的陌生人。

  继《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后的另一杰作《地球上的居所》中,他仍然经常“孑然一身在动荡不安的世界中生活”。其后,聂鲁达以在西班牙的生活经验作为转折点,进入一个转变期,冲破孤立,摆脱了死亡的恐怖。当他目睹朋友或其他诗人被押赴刑场时——其中就有他所爱的卡露西娅·洛茄卡——他同那些受到不公正对待、被迫害的人之间息息相通的情感此刻便油然而生。西班牙内战后,他返回曾被征服的,但对当今的征服者来说,虽仍充满诱惑、却又无能为力的祖国时,这一共通情感又再次喷发。他由衷感到已经无法割断同这块恐怖的土地的血肉联系,为祖国大地的富饶及昔日的伟大历史而感到光荣,更对具有远大前景又极为遥远的东方怀着梦幻般的希望。聂鲁达先生的诗以这个时期为起点,明显地面对政治。他的诗歌,对现在和将来所进行的斗争及其变化,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而且更着重于表达对未来的憧憬。在他的主要作品《漫歌集》中,他特别描写了这样一种人,他们仅仅因为持不同政见,便不得不在自己的国家里骑着马四处隐匿。他认为,祖国属于他自己以及他的同胞,绝不能让任何人的尊严受到损害。

  他的气势磅礴的诗集——共有16章250首诗——在他壮阔的诗歌大江中,只不过是一点一滴。从他的诗泉中奔涌而出的诗,令人感到犹如涨潮与退潮之间的巨大差距。就此而言,另一问题便自然而来,即这部作品中的狂放的节奏,是否有失于内在的稳定性或者缺乏缜密的构思。如果真如此,灵感以及情感的表白自然会受到阻碍,绝不可能如激流般涌出,再者诸如稳定性以及缜密的构思此类要素,又怎样才算适当呢?聂鲁达先生的诗作中听涉及的事物具有创造性。就此而言,总有一天,他的作品中的大陆会苏醒过来,叙说一切,让一切真相大白。如果指望灵感可以用尺度或容积来衡量,这无异是要在热带的原始丛林中,要求秩序与光明,要去阻止火山的喷发。

  聂鲁达先生的作品甚丰,所以,政治和人生经历两方面的内容很难截然分开,在他近期的诗作中,有一部题为“埃斯特拉瓦卡里欧”,标题虽可理解,但或许无人能够翻译出来。因为,这是作者创造的,其含义可为“离经叛道”、“流浪”、“幻想”以及“不同于世俗”等等。之所以以此为作品标题是由于继《漫歌集》写作之后,诗人的生涯尚很漫长,而且又已经体验到丰富而又痛苦的人生。它所揭示的是人性中所包含的一切同新生事物的联系,以及人们追求的目标中对未来的期望等等,而且彼此已融为一体。他还顿悟到,即使是在令人窒息的恐怖之地,通向来来的希望之路仍可寻觅,为希望这一信念所鼓舞着的眼睛,会以难以压抑的冲动,从远处去窥视那块恐怖之地。昔日穿长统靴、蓄大胡子,以涂上漆的神像来表示备受赞美的偶像,现在已从暗淡的光亮中逐渐显现出原形。他以“胡须与小胡须”来象征体现在服饰与举止两方面上的共同性。在诗人的经历中此时也能发现同女性之间的新联系,它们既是生命的泉源,也是人生的维系。最近写成的另一杰作《船歌》就形式美而言,堪称一绝。由此看来没有人能断言聂鲁达先生的路会通向何地,不过,他本人已对此作出了回答,即通向“人与自然的和谐”。因此,我想要了解他的愿望与日俱增,不遗余力地阅读研究他那美妙绝伦的作品。这些作品犹如苏醒过来的大道,无论何时都充溢着勃勃生机,体现着力量与自尊。它们仿佛是一条大江,愈接近出海处,愈加波澜壮阔、宏伟、宽广。

  十多年来,聂鲁达一直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在他终于获奖的时候,伴随着他写作生涯的争议也随之而来。在从评论角度经过权衡的广播讲话中,文学院常务秘书吉罗追溯了30年代关于聂鲁达的争论。那次争论的主要人物是西班牙诗人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和胡安·拉蒙·希梅内斯。加西亚·洛尔卡曾称赞聂鲁达对自然高于技巧的强调。希梅内斯——一位精细的技巧家,称聂鲁达是“伟大的坏诗人,一个布局紊乱的诗人”。聂鲁达1945年加入及其入党以后所写的大量政治诗成为反对派攻击的主要依据。1971年又出现这类批评。但是,世界上大多数评论承认聂鲁达的大量诗作是无愧于诺贝尔奖的。 拉美国家对聂鲁达获奖的反应是复杂的,但主流是自豪和赞扬。政治上保守的阿根廷文学大师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曾在60年代同聂鲁达一起被提名为诺贝尔奖候选人。在写给伦敦《泰晤士报》的一篇评论中,他友好地显示出高姿态:“尽管我们政见不同,我认为文学院授予他文学奖是非常明智的。”消极的评论来自和极两方面。最尖刻的批评是刊登在新左倾阿根廷新闻周刊《首版》上的文章,作者以年代为顺序列举了聂鲁达在60年代对诺贝尔奖所发表的言论,使其表现出自相矛盾和利己主义倾向,并说聂鲁达以前是一位很好的作家,但后来由于他屈从于党的纪律和自己的机会主义而被毁掉了。

  拉美以外的国家对聂鲁达获奖的反应更为热烈。让·马塞纳克在《世界报》上撰文,反映了欧洲对智利诗人“丰富而赏心悦目的作品”中的多才多艺的敬慕,这些作品“既容纳最坦直的纯朴,又不拒绝最令人费神的矫饰”。为伦敦《泰晤士报》撰稿的作者们对聂鲁达的获奖表示赞许,提到他作为“当代拉美最伟大的诗人”的声誉,并指出,“对拉丁美洲人来说,聂鲁达是他们自身和他们大陆的诗化的再创造”。

  聂鲁达作品的翻译家纳撒尼尔·塔恩在《纽约时报》撰文,称智利的桂冠诗人是“我们时代的巨人”,并陈述了聂鲁达与沃尔特·惠特曼的相似之处。惠特曼是与聂鲁达旗鼓相当的描写广袤风景的北美诗人。通过两个人的作品,“贫穷的欧洲源远流长的文学控制……结束了”。塔恩对聂鲁达的政治诗所受到的攻击加以解脱,他说在如此庞大的巨著中不可能每一页上都是伟大的诗:“重要的是拒绝逃避生活所明显带来的责任与欢乐。”

  罗伯特.J.克莱门茨在《星期六评论》中详细阐述了聂鲁达对的忠诚及败坏其诗作的“马克思主义的坏诗”。克莱门茨承认聂鲁达的伟大,但倾向于他的主观主义风格。他主要解释了瑞典文学院选择1971年授予聂鲁达诺贝尔奖的原因。聂鲁达新的外交职务唤起人们对最近另外一些大使桂冠诗人——颇为得宠的一伙人的注意。而且他年近七十,这个年龄符合保守的诺贝尔奖评委们对候选人年龄的要求。但是,克莱门茨说,可能性最大的原因是聂鲁达像大多数瑞典人一样,反对美国对越战争及美国在西班牙和拉美国家的政策。克莱门茨假设1971年的授奖是文学宣言,同时也是政治声明,这种假设很可能是正确的。但是,由于他的北美种族中心主义,他并没有提到瑞典文学院通过授奖于聂鲁达,就等于欢迎智利进步政权——阿连德政府的上台。

  生于帕拉尔城。少年时代就喜爱写诗并起笔名为聂鲁达,16岁入圣地亚哥智利教育学院学习法语。1928年进入外交界任驻外领事、大使等职。1945年被选为国会议员,并获智利国家文学奖,同年加入智利。后因国内政局变化,流亡国外。曾当选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获斯大林国际和平奖金。1952年回国,1957年任智利作家协会主席。1973年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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